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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包公案之百家公案（三）》 作家：[明]安遇时等 编撰

第六十回究巨蛙井得死人

断云：

义者受冤蛙代雪，奸东谈主偿命罪难逃。

包公一鞠明秋鉴，千载申明在案曹。

话说浙西某县，在城有一东谈主，姓葛名洪，门第富实，积谷于东西二庄甚广焉。葛洪为东谈主最是重善，而仁德及物。忽一日，有田翁携得一篮生蛙，来卖与葛洪，葛问曰：“田翁此蛙从何得来？”田翁云：“当天行过龙王庙前窟中，遇此蛙在彼饮水，被我罩得来送与主东谈主。”葛洪云：“贫窭你送来卖我。”

便令安童取过上等钱七十文给之。其安童入内取钱与田翁，田翁受之而去。安童携那生蛙投入厨下，葛洪派遣留之明日待客。是夜，葛洪抓灯入厨下，忽听似有世东谈主喧闹之声。葛洪疑怪谈：“家东谈主各已出外房安歇了，怎么喧闹之声陆续？”遂向水缸边听之，其声出自缸中。葛洪揭开视之，却是一缸生蛙在内喧哄。葛洪想谈：“当天田翁所得其物，言聚于龙王庙前窟里，彼地极是灵异，且我平素不忍食生物，此物著异，宁忍烹之乎？”次日侵早，令安童将此蛙放于龙王潭中去了。

不到两月间，有葛洪之友，乃邑东陶兴，为东谈主阴毒，吝才谲诈，独知逢迎於葛，以此葛洪亦不疏之。一日，葛洪令东谈主请得陶兴来家，置酒待之。饮至半酣，葛洪于席中对兴云：“吾与贤弟交契多年，常以心腹事征询。今有一事，欲与贤契征询以决可否？”陶兴云：“小弟家贫，多得贤兄顾问，若遇事有代过劲处，虽坐于涂炭亦不避，何有不可，但说无隐。”葛洪云：“非为别事，我承祖上之业，颇积余财，欲待收此货色前去西京走一遭，又虑程途修阻，我将问方士福祸，若允前行，适时贤弟相陪。”兴闻其言，便欲起意，故作笑貌答谈：“贤兄要往西京，特问方士之可否，见得极是，只恐尊嫂知觉，不允兄行矣，徒费神机。”葛云：“若许吾行，嫂阻不得我。”兴云：“石板桥头有胥先生，推占极灵，虽与决之。然当天将晚，明旦约兄前行。”酒罢，竟辞而去。

兴归家，欢畅造化来到。次日天未晓，先来石桥见胥先生，与之约云：“少刻葛某来占卦，尔只管以好言许他，我昂扬重谢。”言罢而去。胥正猜忌间，恰值葛某同陶兴来到桥头见胥方士。葛长揖，便以出往之事问其福祸。胥方士报命，祷嘱罢，掷落资产，得一归昧卦，其实省略。胥方士欲待明说之，见陶以目送视，胥乃云：“此卦中平，仍君去之无妨。我且写下占辞，细玩记起等于。”其辞云：

欲问前景事可疑，底深十丈虑君楼。

同途专门诚非伴，万事由天数莫移。

胥写毕，葛洪受记，酬了卦钱，与兴回至家下议之。兴云：“胥方士许君仍行无妨，何用疑乎？”葛某然之，约兴云：“此去卢家渡十七日旱路，方下船一望水程而去，尔先于卢家渡等候，某日我装载便来。”兴辞之去了。等到葛洪妻孙氏知其事，欲坚阻之，而洪行货已发离土产货矣。临起身，孙氏以子年幼犹欲劝之。葛洪云：“吾意已决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便回，尔只好严慎派系，看顾季子，余无所嘱。”言罢径动身而别。孙氏掩住双眸，怅恨转入闰中。恰是：不是饯程无好意思酒，多因行客去匆忙中。等到陶兴先在卢家渡等了七日，方遇葛某来到，陶某不堪之喜，装货色于舡上，便生着蓄意，谓葛云：“今天色渐晚，与尊长前村饮几杯再回渡口寄宿，明日早开舡。”葛某依其言，即随兴上前村黄家店买酒而饮，陶兴连劝几杯，云不觉醉去。

色之阁

薄暮左侧，兴促之回舡中歇。葛某饮得甚醉，同陶兴回到新兴驿，路旁有一口古并，深不见底，忖兴谈：“此处好下手。”探视四顾无东谈主，用手一推，葛洪措手不足，跌落井中。同情平素暄和，当天横死一火身。陶兴既谋了葛洪，飞速回输送舡中，唤觅艄子，次日侵早开舡去了。及兴到得西京，转卖其货，值价腾涌，倍得利息而还。将银两留起一半，竟送到葛家见嫂孙氏。

孙氏一见陶兴追思，便问：“叔叔既转，葛兄怎么不回？”陶兴云：“葛兄且是功德，逢店饮酒，但闻胜境，便去游览，已同归至汴河，遇着至交，携之登监某寺。我不厚重，着先令带银两回交尊嫂收之，不数日便转。”孙氏信之，遂备酒待之而去。

过二日，陶兴要掩藏其事，生一蓄意，密令土工拾死东谈主坑里赢得死未几时之尸，丢在汴河口，将葛某经常所系锦囊缚在腰间。第三日径来葛宅见孙氏报知：“尊兄连日不到，近听得过来者谈，汴河口有一东谈主渡水溺死，暴尸沙上，莫非葛兄？可令东谈主往视之。”孙氏听罢大惊，忙令安童去看时，认其面庞不似，及搜取身上，腰间系锦囊，遂解下答复孙氏谈：“主东谈主面庞腐化难辨，惟腰间系一物，特解来与主母看。”孙氏一见锦囊，顿时悲泣，云：“此物吾母所制，夫进出常带不离，死者的是葛某无疑矣。”举家哀伤，乃令亲东谈主前去，用棺木盛贮讫。

陶兴看得葛家作超度功果竣工后，径来见孙氏，安危之云：“死者不成复生，尊嫂只防备看顾侄儿长大便了。”孙氏深感其言。

快要一年余，陶兴谋得葛之成本，置成大家，自料其事再无东谈主举知者矣。一日，包拯因省风谣，历程浙西，来到新兴驿歇马。正坐公厅前，见一世蛙，两目睁视，似有起诉意。拯疑怪，着公牌随蛙行去，离公廨一里许有废井，那蛙遂跳入井中不复出。军牌回应于拯，拯谈：“井里必有起因。”即唤里社令工东谈主下开探取，见一死人，拯急命系吊上来验之，心理未变。

及勘问里东谈主曾认得此尸是那里东谈主，齐不成识。拯疑枉死，令抄身上，有一纸新给路引，上写乡头姓名昭彰。拯记之，即差李超、张昭二东谈主，径到某县拘得亲东谈主来问，已云：“某日因过汴河口被水溺死。”拯审问愈疑，云：“彼谈已溺死，却又地井里，安得一东谈主有二正法之理？”再唤其妻来问之，孙氏诉与前同。拯令认其尸，孙氏见之，抱而哀泣，称指：“恰是妾之真夫也。”拯问云：“彼溺死者何又说是尔夫？”孙氏云：“得夫锦囊认之，故不疑矣。”拯令看身上有锦囊否，及孙氏寻取，不见锦囊。拯细询其夫来历，孙氏将原日同陶兴往东京贸易之情诉明。拯云：“必是兴谋杀，解囊系他东谈主之死，取信于尔，瞒了此事。”复差李、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厅根勘。陶兴初则不愿招，拯令取死人来证之，兴惊险难抵，只得供出谋杀之情。

拯叠成案牍，问陶兴偿命，追家财给还孙氏。判讫，拯将得蛙代夫伸冤之事说知孙氏，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蛙之由。拯叹云：“岂尔夫一念之善及于物，故蛙亦以重报乎？”仍遣孙氏带将夫死尸归葬。其后葛洪之子念书录取，官至节度使。包公之神千古不泯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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